跨越俄乌冲突陷阱：重新思考以规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跨越俄乌冲突陷阱：重新思考以规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摘要：俄乌冲突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辑笔谈将从俄乌冲突中的大国博弈及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影响、俄罗斯与西方矛盾尖锐化、俄乌冲突中的欧洲、西方制裁对俄罗斯与全球经济的影响、美国对华竞争战略发展趋势等方面展开相关讨论。关键词：跨越俄乌冲突陷阱；规则核心；国际秩序引言如何看待现有国际秩序转型及其发展方向？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国际秩序构建是国际政治中最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议题，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中美博弈加剧，地区冲突不断，国际层面动荡失序。随着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internationalorder）与国际体系权力变迁受到国际学界广泛关注。在自由国际秩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美国承担了霸权控制者与秩序构建者的双重作用。与国际学术界热衷于讨论自由国际秩序不同的是，中国学界对这一概念的分析和批判显得仍不够。1俄乌冲突对国际秩序的挑战的意涵区别于“二战”前依靠实力相互竞争的单双边为主的国际秩序，现行国际秩序的基础是以规则为核心的国际多边治理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汲取了“二战”的惨痛教训，既是各国，尤其大国利益博弈的结果，具有实力均衡的背景；也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产物，基本反映了全球工业化进程中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大小国家平等发展的共同意愿，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正当性。这一国际治理体系由三个相互依存的支柱组成，并形成了相关机制。一是世界各国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协商处理国际政治事务的机制。它以联合国为代表，一国一票，少数服从多数。二是以自由贸易为宗旨的开放市场经济机制。它起初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为代表。冷战结束后，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GATT转变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形成了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的新机制。三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机制，即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体系在使美元担任国际货币的同时，衍生出一系列相关的国际金融制度，不仅体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国际组织有关国际金融秩序的安排和协调，更体现为诸如巴塞尔协议等国际金融标准的制定和完善。这一国际货币金融机制规范着各国金融机构的行为，维持着全球金融的有序运转。经过“二战”后七十多年的发展，这三个支柱在各自建立整套严密规则的同时又相互支撑，形成了涵盖整个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治理的规则体系，构成今日经济全球化的体制依托。毋庸讳言，现行的国际多边治理体系存在很多缺陷，仍需要改革和完善。但总的来看，它基本实现了雅尔塔会议构建和平共识的初衷，自1945年这一体系建立至今，再没有出现过世界性的战争。与此同时，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实现了独立，并走上了工业化道路。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平的世界环境更使发达国家的资本放心地大举流入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后者的工业化进程。结果，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不断提高、贫困不断缓解的同时，社会也得到发育和发展。2战后的国际秩序与我国的基本立场关于战后国际秩序。国际秩序指的是国际社会中，在一定世界格局基础上形成的国家行为体及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以及相互作用的运行机制。长期以来，由国际力量对比构成的国际格局形成国际秩序的力量框架，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国际秩序的性质。因此，历史上不同时期所形成的国际秩序，都是世界主要大国通过较量与妥协、实现利益大体平衡的结果。大国主导下建立的国际秩序，自然也是为大国利益服务的。国际秩序在一定的力量对比的基础上形成后，具有相对稳定性；随着世界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时，各方利益的相对平衡与国际秩序的相对稳定就会被打破或发生变化。国际秩序的构建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世界整体运行规范了基本框架，推动世界实现从战争状态向和平阶段的转变。历史上，从欧洲三十年战争后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会议都可以看出，在大国博弈之后，国际社会就会逐步建立起一种新的均势状态，大国之间相互制衡，对于某个霸权国家试图主宰其他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具有制约和掣肘作用。在国际秩序的更替中，关于国家主权、领土与国家独立、平等的理念和原则日臻成熟，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3俄乌冲突的影响3.1中国的影响俄乌冲突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冲击也是负面的。中国是能源、粮食的进口大国，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和粮食价格上涨使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上升，不利于中国控制通货膨胀。在地缘政治博弈中，俄乌冲突也使中国处于受到损害的地位。美国竭力把中国描绘成“支持俄罗斯动武的盟友”，继而挑唆欧洲对中国施压，中欧关系面临更大的挑战。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和金融制裁还可能衍生出对中国企业的次级制裁风险，致使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成本上升。从中长期看，美国和西方的制裁的确迫使中国不得不考虑在同美国及西方的贸易与投资活动中的安全问题，因为它们对于拓展本质上互利互惠的贸易与投资也造成了困扰和不利影响。目前国内不少学者已经从美国和西方动用经济和金融制裁手段丧失底线的角度，警示中国需要防范。如果我们应对不当，可能会陷入美国极端反华势力推动与中国经济“脱钩”的陷阱。因此，我们一方面确需对美国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对中国采取类似的制裁措施保持警惕，未雨绸缪；但另一方面也要冷静判断和沉着应对，要有信心按照既定强国目标推进各项政策3.2俄乌冲突激活了美国及其联盟经历漫长的反恐战争，多数美国人已厌倦海外军事干预和国际义务。尽管近年来美国形成新的对华共识，但仅此并不足以避免国内党派斗争和动员美国人，也不足以快速推动“新印太同盟体系”的建构。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对美国重振军力和联盟的刺激作用可能强于中国的挑战。在2023财年预算案中，美国将国防部预算增至7730亿美元，比2022年增加4.5%，还将投入403亿美元来增强美国的核武库。这场危机也让北约、“四国机制”和“奥库斯”等美国联盟体系有了新的使命感和目标感。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还赋予美国及其盟友新的道德感。在经历漫长的反恐战争、混乱的阿富汗撤军之后，美国士气低落，其软实力和国际形象严重受损。但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使美国至少在西方世界重夺道德制高点。拜登在波兰发表了里根式的演讲，宣称西方与俄罗斯之间正展开“一场民主与专制、自由与镇压、基于规则的秩序与暴力统治之间的斗争”。同样，在美国的宣传中，中国与美国的竞争并非两极对抗，而是“民主世界”与“威权国家”之间的全球竞争。后乌克兰危机时代的美国外交战略，将强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加强“西方民主国家同盟”在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带来的挑战中的作用。3.3亚洲地区还存在众多历史遗留问题中国的大陆与台湾还未实现统一；中日存在钓鱼岛问题，俄日存在千岛群岛（日称北方四岛）问题，日韩存在独岛问题，中印存在阿克塞钦地区争议等主权纠纷。根据美国同盟体系安排，日本与韩国都属于主权不完整的国家。日本宪法第9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得保有陆海空三军以及其他战争力量，没有交战权。在与韩国的同盟体系里，明确规定三军指挥权归于美国。1994年12月，韩国收回平时作战指挥权，更多是象征性意义，两国尽管进行了多轮谈判，但是战时作战指挥权的收回仍然遥遥无期。上述问题的存在一直在销蚀二战后建立的亚洲秩序合法性。4俄乌冲突挑战的中国应对4.1创新国际交往中国是百年变局下代表历史进步十分重要的力量，也是最有条件促进这一变革的正义力量。因此，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格局下，中国践行着具有自身特色的国际观及大国外交理念。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国际秩序观的提出，旨在建立国家间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交往模式。通过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通过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通过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通过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通过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这种国际观没有对国家制度的要求，也没有意识形态的输出。既吸收了被广泛认可的国际交往原则，也对传统国际关系中不合理、不公正的成分加以改进。与以往不同程度带有国家制度与意识形态色彩的大国国际观不同，中国的国际观强调主权平等下的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这决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区别于欧美大国通过强权输出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建立服务自身的世界，而是通过对话协商、合作交流、开放包容的方式建设多元化世界，促进自身利益及全球共同发展。4.2指明调整国际秩序的法治化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党和政府阐释了对国际法治建设的立场及发展策略。习近平明确提出了国际治理法治化思路，强调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通过制度和规则来协调规范各国关系。他多次讲到“法者，天下之准绳也”，在国际社会，不论国家实力大小，法律是共同的准绳。其意在于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建设，推动各国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习近平主席在众多国际场合公开讲述国际法治思想，指明调整国际秩序的法治化途径，从而体现出中国在处理外交事务中，已经具备了鲜明的国际法治观念，这是一种大国的责任意识和大国的担当，也是大国外交走向成熟的标志。中国国际秩序观阐明我国对大国强权秩序的反对立场。“反对恃强凌弱，不能谁胳膊粗、拳头大谁说了算”。要遵守国际道德底线和国际规范，以国际法规制国家间关系。不仅如此，大国还需要在此过程中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自觉承担大国应有的责任，不断树立共同体意识，推动国际秩序的健康发展4.3践行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即在重大国际问题与双边关系的处理上，积极开展和平外交、合作外交、发展外交、共赢外交。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作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中国与有关国家一道，旨在高质量地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廉洁之路。显示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主场外交、新平台外交、点对点外交、家乡外交、云外交，都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呈现。从这些对外交往实践中，可以看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守正创新的鲜明特征、立己达人的世界情怀、开放包容的宽广胸襟、重情尚义的可贵品质。正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国以自身实践不同程度地促进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改变国家间交往的旧有模式，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打造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通过建立平等、和平、包容的伙伴关系，超越传统国际关系中的“集团政治”“势力范围”和“零和思维”。在处理大国关系方面，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积极推动大国协调，努力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在与周边国家关系方面，秉持亲诚惠容的理念，努力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在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方面，秉持正确义利观及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与发展中国家共享发展机遇。此外，改进国际交往模式还体现在对国际制度的改革上。作为全球治理改革的推动者、引领者，中国坚持多边主义，积极提供公平正义的中国方案，推动国际秩序创制与运行中的民主化。4.4以多重路径推动国际秩序重构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一项宏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新理念的指引下，推动国际秩序改革的正确路径应当从现实出发，多措并举。一是积极参与联合国建设，推动联合国多领域改革。作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增进人类福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现实中联合国的权威却屡屡遭受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挑战。世界各国应对联合国持尊重态度，中国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也应旗帜鲜明地抵制任何霸凌行径。此外，联合国自身也存在许多问题，行事能力和效率有待提高。在推进联合国改革方面，中国可积极探索创新，为联合国发展提供更多制度性方案。二是全面推进其他全球性国际组织的体系建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是当今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载体。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中国要继续积极参与多领域国际组织体系建设，以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其中，有“小联合国”之称的二十国集团汇集了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可以在其中发挥独特作用。三是适时促进新机构创建，以弥补国际秩序原有机制的不足。面对亚洲及域外国家对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不断增长，现有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越来越难以有效解决问题。中国发起创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提高地区基础设施融资水平、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方面取得良好成效，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国际金融秩序的机制建设。结束语俄乌冲突已经加速网络战时代的来临，并且它的战略性、全局性影响已经充分得到体现。由于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急剧增加，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进程也应当加速。未来国际社会需要加大在多边、双边网络规则体系方面的构建。在和平时期，应禁止采取进攻型网络行动，避免引发网络冲突和推动网络空间的军事化。考虑到未来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大国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极低，最坏的情况是发生局部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避免冲突对全球网络空间稳定的干扰是亟需得到关注的议题。同时，对于俄乌冲突中表现出来的新兴技术、虚假信息、科技制裁等新的问题，也需要将其纳入国际治理的范畴，以尽早寻求国际社会的共识，减少俄罗斯与乌克兰在网络中的冲突对未来网络安全、数字经济发展的余震。参考文献[1]周桂银.美国自由国际秩序之辨识——理论、实践与前景[J].美国问题研究,2020(02):39-71+204-206.[2]孙茹.理念分歧与中美国际秩序博弈[J].现代国际关系,2020(11):9-18+64.[3]代兵.权利、法治与和平:康德国际秩序思想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20(11):71-77.[4]郑英琴.国际秩序转型中的价值问题刍议[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0(06):28-46.[5]本特利·艾伦,斯尔詹·武切蒂奇,特德·霍普夫,王守都.身份分布与国际秩序未来：中国的未来世界角色[J].南大亚太评论,2020(01):29-87.[6]石源华,韩常顺.后疫情时代的国际秩序调整与中国周边外交[J].当代世界,2020(10):11-16.[7]张亚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哲学解读[D].上海财经大学,2020.[8]刘洪钟,杨攻研.国际秩序转型、全球化反思与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外部约束[J].国际经济评论,2020(05):9-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