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议定书的意义,京都议定书主要内容和意义

('京都议定书影响着中国能源的发展摘要：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之一，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保护全球气候是目前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京都议定书》的生效是全球治理的开端，本文通过介绍《京都议定书》的制定背景、全球CO2排放现状、中国经济与能源形势、《京都议定书》对我国的影响以及后京都时代中国的做法来阐述京都议定书对中国能源发展的影响。关键字：背景现状影响做法正文：一、京都议定书内容及全球CO2排放现状1、全球CO2排放现状2006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普遍指出，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将越来越危及人类的生存环境。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米歇尔雅罗在研讨会上说，2005年世界许多地方频繁发生极端气象和气候现象，而这应该与人类活动导致了温室气体的大量增加有关。去年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加了33%，达到了地球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他警告说，上个世纪，全球平均气温升高了0.6摄氏度，而有预测显示，到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将可能上升1.4到5.8摄氏度。专家们认为由于全球变暖、环境被破坏和人类行为的变化使得在全球范围内出现超级寒流、海平面升高、冻土融化、淡水资源的匮乏粮食产量下降，生物物种大量灭绝。有警告说，到2050年，欧洲地区15%到37%的生物物种将可能消失，并且今后30年可能还会有几十种新疾病出现，而自然环境的破坏致使一些已得到控制的传染病将再次传播和蔓延。2、《京都议定书》的制定背景人们在19世纪末就认识到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而产生的温室效应，到20世纪开始研究与气候变化的相关问题，并引起了政治家和国际组织的关注，着手考虑与政策有关的行动。80年代，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的增加，国际社会和公众日益关注此问题，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初步形成的《京都议定书》被形容成一只一旦煽动翅膀即会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蝴蝶。《京都议定书》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前景，但由于其生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经各国国内程序批准议定书国家达55国；第二，批准《京都议定书》国家中，附件I缔约方1990年CO2排放量须至少占全体附件I缔约方1990年排放总量之55%。美国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不到5%，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却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和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美国曾于1998年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但2001年3月，布什政府以“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关系还不清楚而履约将对经济增长不利”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缔约国各方只能另觅出路，国际社会纷纷将目光投向俄罗斯，俄罗斯199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占“附件I国家”总排放量的17.4%，如果俄罗斯批准，那么《京都议定书》就满足了生效的条件。为此，在2001年第七次缔约方大会上经过妥协，达成了对俄罗斯针对性很强的《马拉喀什协定》。在得到了欧盟关于加入WTO问题的承诺之后，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和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于2004年10月22日和27日分别批准了《京都议定书》，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于2004年11月5日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根据条约规定，这意味着《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随着《京都议定书》的正式生效，对我们而言，最关心的无疑是——这只蝴蝶会在中国掀起什么样的风暴呢？二、中国经济与能源现状1、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中国作为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实力及综合国力水平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经济实力的不断攀升，以及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加速，令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所关注的焦点。但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过程中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问题，如经济出现过热现象，东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资源浪费和失业问题。英国权威杂志《经济学人》认为，中国经济投资过度，投资占GDP比率高达40至45%，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承受。改革开放30年，经济增长了6倍，而资源的消耗却增长了几十倍。如果算上生态成本，中国经济增长将为负值。所谓的“先进生产力”，正是挥霍本已面临枯竭的生态资源而拼出来的。这样的经济增长既无法持久，也对世界和后代子孙贻祸无穷。中国经济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却唯独牺牲了中国人民的福利，不仅是牺牲了这一代人的福利，更掏空了子孙后代的资源和环境基础。2、中国能源现状新中国成立50多年以来，中国基本上是依靠本国的能源资源保障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是近几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社会与机制弊端，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下，中国能源资源和产业也不堪重负。这首先体现在中国的能源资源家底堪忧，中国能源总量居中，但是相对量不足，导致人均能源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中国的能源分布不足，勘探开发难度大，能源的质量低下、优质能源缺乏。其次中国能源的瓶颈问题突出，在这庞大的人口数量面前，人们的生活质量改善、汽车时代的提前到来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都导致着能源供应已经远远小于实际需求，另外加之一些重化工业快速发展都使中国能源大幅增加。3、中国CO2排放现状由于中国缺乏碳定价机制，因此不可能摆脱以煤为基础的重工业，或在封存燃煤排放物的道路上取得任何进展。其唯一的结果是降低能源系统中目前较高的碳密度。Auffhammer和Carson(2008)运用1985~2004年中国的省内数据，预计2000~2010年间化石燃料燃烧形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均增长11%~12%。2003年中国CO2排放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预计到了2020年中国CO2排放量达到13亿到20亿吨，人均CO2排放水平将高达0.9-1.3吨。根据今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郜若素气候变化报告》预测，中国在全球排放量中的份额将从2005年的18%提高到2030年的33%。届时，中国的排放量很可能会超过所有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排放量的总和，将成为决定世界总排放量最重要的国家。2020年之后，中国将难以回避温室气体排放增长限制的承诺。随着温室气体的限排，CO2的边际削减成本将趋于上升。因此，未来中国能源的发展将受到来自国际社会和环保组织的压力。三、京都议定书的签订对我国的影响1、正面影响从多数专家判断看，《京都议定书》生效后，短期内对我国有利。主要观点为：“共同有区别责任”原则下，发展中国家暂时没有减排的责任；发达国家完成二氧化碳排放项目的成本，比在发展中国家高出5倍至20倍，因此发达国家愿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技术，提高他们的能源利用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从减排潜力与投资规模来看，中国、印度以及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将有可能成为投资CDM项目最具有吸引力的国家。所谓的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是《京都议定书》中引入的灵活履约机制之一。核心内容是允许附件1缔约方（即发达国家）与非附件1（即发展中国家）进行项目级的减排量抵消额的转让与获得，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温室气体减排项目。CDM的基本原则非常简单：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低成本的减排机会，并从产生的减排量中获得减排信用，从而减少需要在本国境内完成的减排量。CDM降低了发达国家遵守京都议定书的成本，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可以从中获利，它不仅仅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投资，也带来先进的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技术。CDM机制承诺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优先权和主动权纳入一揽子协议的内容，从而鼓励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这个承诺已经认识到只有通过长期的发展才能保证所有的国家有能力在全球气候保护中发挥各自的作用。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CDM能够：1.为那些有利于转向更繁荣的更低碳强度的经济发展模式的项目带来资金；2.鼓励和允许私人和公共部门的积极参与；3.技术转移的新渠道，CDM资金投资的项目通常是那些替代老旧的、低效的化石燃料技术，或者带来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新技术工业；4.帮助发展中国家将投资优先权界定为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项目；CDM机制尤其能够通过如下几点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技术与资金的转移；2.可持续的能源生产方式；3.增进能源效率和节能；4.创造收入和就业，消除贫困；5.改善当地环境效益。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为可持续发展既带来了威胁也带来了机遇。尽管环境质量是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十分关键的要素，但在现实中，经济和环境发展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对立关系。如果沿袭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更多的能源消耗和基础服务设HTTP://WWW.GESEP.COM施的供应，这很可能导致长期的、持久的，地方性以及全球性的环境退化。如果发展中国家探索一条同传统发展模式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并且在发展过程中得到发达国家技术和资金方面的支持，那些许多潜在的问题都可能得以避免。潜在的CDM项目与其他的在非CDM机制下能够被实施的项目相比，一条非常明显的区别就是：大多数CDM项目不仅具有碳减排方面的效益，它们还能够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一定的环境和社会效益。这些可持续发展的好处包括通过减少化石燃料尤其是煤的消耗降低空气和水资源污染，并进而改善水资源供应，降低土壤侵蚀和保护生物多样性。而从社会效益方面来看，许多CDM项目能够为目标区域和收入群体创造就业机会、增加收入，并改善当地能源的自给程度。因此，碳减排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可以同时达到。许多CDM的潜在项目能够在发展中国家产生显著的经济和社会附带效益，解决当地的和区HTTP://WWW.GESEP.COM域的环境污染问题，以及增进社会发展目标。对于那些当务之急必须解决更急迫的经济和环境发展要求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清洁发展机制带来的显著的辅助效益为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CDM项目提供了强大的动力。2、负面影响《京都议定书》2月16日起在全球生效，专家认为，《京都议定书》影响全球部分产业走势。钢铁石化电机：冲击巨大。《京都议定书》实施后受到冲击的产业中，以钢铁、石化和电机电子最大，其次是人造纤维、水泥和造纸。其中电机电子产业中，以发电厂影响最大，电子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并不多。目前发达国家在水泥、造纸和人造纤维等的新增投资案已明显减少，钢铁和石化的投资也正向发达国家转移。目前，大型钢铁企业在加入世界钢铁协会时，被要求要进行二氧化碳的削减计划。也就是说，企业要进入国际市场，不必等到各国或者地区政府的要求，自然要接受相关产业的共同规范，进行温室气体的排放减量。半导体产业：重大负面。虽然多数人不了解什么是全氟化碳(PFC)，但这正是目前半导体产业及面板业在铅洗制程所使用的主要气体，虽然其排放量相当低，但对地球温暖化的效应，是二氧化碳的数千倍。目前，半导体和光电子产业正成为亚洲发展中国家吸引投资的最大方向之一，在《京都议定书》实施后，预计将有更多的产业转移。中国正在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一阶段也是能源需求的高增长时期。主要发达国家在重化工时代都是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为特征的。然而，我国已经丧失了用这种模式发展的条件：钢铁、铝、铜、石油等主要生产资料已经不能自给，又遭遇能源瓶颈制约，环境也呈现“局部好转、整体恶化”态势。要在资源、环境约束下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过去的“两高一低”(高投入、高排放、低产出)向“两低一高”(低投入、低排放、高产出)转型，循环经济因而成为必然选择。因为循环经济具有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的特征，它要求最大限度地将废弃物转化为商品，降低废弃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这个过程中相应就会减少污染治理投入和环境监管成本，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因此，循环经济是兼顾发展经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一种发展模式。不过现在建立循环经济面临着很大的障碍，其中主要是价格障碍和成本障碍。循环型生产环节有两个效益来源，一是废弃物转化为商品后产生的经济效益，二是节约的废弃和排污成本。但目前普遍存在原材料价格障碍和循环过程成本障碍，使这两方面的效益难以显现。为此，一方面，我们要重新构筑社会价格体系。政府可考虑通过合适的方式调整资源性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比价关系，完善自然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以通过市场资源配置机制来引导社会资金进入循环经济产业。利用这些政策手段，初步解决推进循环经济的价格障碍；另一方面，环保部门通过提高排污标准和制定消费环节的废弃物收费标准，加强环境监管，提高生产环节的废弃成本、排污成本和消费环节的废弃成本，初步解决循环型生产环节的成本障碍。所有的环境问题最终都表现为经济增长方式、能源增长效率的问题《京都议定书》对电厂而言成了长期悬在头顶的利剑。短期看《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对中国有利，但长远看中国面临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从总量上看，目前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位居世界第二，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而《京都议定书》要求减限排温室气体问题的实质，涉及能源消费总量和效率问题。目前我国电力仍然以火电为主，火电厂脱硫设施落后，而且基本没有脱碳设施，气体排放比较严重。估计国家很快将制定出新的限制排放量的标准，火电厂的数目也将受到进一步限制。一旦数年后中国承担减排义务，未来几年电厂再遭遇几次环保风暴也不会是意外。其次，《京都议定书》只规定了到2012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限制目标，这一时限很快就会到达。2012年之后的排放限制目标急需讨论制定。这涉及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利益，无疑会有激烈的争论。去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公约》第10次缔约国大会上，关于这一问题就没有共识。美国虽然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会议，却不愿讨论2012年以后的排放限制问题。它还强调，将“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排放限制问题”。这反映出，至少在布什政府的第二任期内，美国不会改变它的政策。这样，2012年以后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是否能及时解决将是很大的疑问。四、后京都议定书的形势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于年底结束，全世界的目光将聚焦德班，对于全球的环保经济和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近日，中国发布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并强烈地发出了一个新的倡议：发达国家应拿出将近1%的GDP(这意味着美国可能要拿出1300亿美元资金，欧盟则提供逾1600亿美元)，帮助较贫穷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中国的最新诉求被西方解读为是其在今年12月份举行的波兹南气候会议上的重要谈判筹码。毫无疑问，西方发达国家不会赞同这一建议，他们仅仅对将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纳入“具有减排义务队伍”感兴趣(对中国承担义务感兴趣)，因为在《京都议定书》里面，中国和印度是没有任何减排目标考核的。如果说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为全球打造了一个具有环境正义的、松散的、结构性框架的话，那么随着2012年京都议定书主要条款到期，人类必须要在其基础上改善或重构一个新的有执行力的架构，这也是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的最终任务。此前的《京都议定书》的框架没有纳入美国，而美国是世界上碳排放最大的国家；另外，《京都议定书》尽管设计了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以1990年为基数目标，设计减排的比例)，但却没有制定出一套可信和可衡量的实际排放量计算方式，这导致监测的扯皮、数据混乱以及相互推诿和卸责。另外，在联合履行机制、清洁发展机制(CDM)和排放权贸易机制三种域外减排机制方面，存在着大量的搭便车、履行不力、没有惩罚机制以及发达国家技术转让中的不合作。简单地说，《京都议定书》在精神遗产方面的成就要远远高于实践遗产。总之，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远的角度，《京都议定书》对我国总的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生态环境和资源供应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资源环境问题主要是经济发展目的不明确、发展方式不当引起的，“高消耗、低效益、高排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环境污染和大量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现在我国已经逐渐探索出发展循环经济的经济发展途径，其核心是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京都议定书》的生效，是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但同时也是推动资源高效和循环利用的动力。《京都议定书》拉开了世界温室气体减排大幕，承载着人类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憧憬，开启了世界各国人民携手保护地球家园的新时代。“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我们欢欣鼓舞的同时，也要看到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依然任重而道远。参考文献[1]郜若素、张亚雄.《郜若素气候变化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陈刚.《京都议定书与国际气候合作》[M]新华出版社,2008[3]玛尔丹.《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及潜在问题分析》[J]《商业时代》2011年03期[4]河南节能网.《CDM对国家积极意义》[Z]2009[5]21世纪经济报道.《后京都议定书的中国路线》[Z]2008[6]肖钢、左瑛.《新能源经济引领新经济时代》[M]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7]陈凤英、赵宏图.《全球能源大棋局》[M]时代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