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博弈思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结果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博弈思维为期12天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于2009年12月19日以近乎失败的结局收场，将本应达成的有约束力的减排协议推迟到2010年的墨西哥会议去完成。回顾被称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要国际会议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各国就减排承诺，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技术与资金援助，力主与反对“三可”所展开的合纵连横，起伏跌宕的会议局势，不由得令人想起了博弈论。从哥本哈根气候谈判的过程来看，各国就协议内容的安排所提出的主张非常具有策略性，但是博弈的类型其实有多种，并不是单一的某种博弈类型。一、“囚徒困境”博弈在人类面临共同的危机的时刻，需要全球减排。问题是，全球这么多的不同国家，减排的任务如何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是影响到每一个国家的短期和长期利益的问题。减排任务多的国家，面临影响其长期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样也影响其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从而减排的任务分配就变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每一个国家的占优策略，就是尽量让别的国家承担更多的减排任务，自己极小化地承担减排。这样既可以享受全球减排带来的环境改善，又可以保证自己的经济发展，还可以保证自己国家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经济地位，从而保证本国的政治地位。这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博弈。首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策略是不同的。发达国家在过去的工业化历史中已经大量排放，未来由于在资金和科技上具有优势，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是集约型的了，减排的压力相对小，所以要求发展中国家与自己完成相同的减排任务，既可以使得表面上看起来是平等的，又可以让缺乏资金和技术，进行着粗放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减慢，保证自己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经济领先地位(从而领先的政治地位)。这实际上是“以邻为壑”的策略思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则把新兴经济体不再适用于旧有“发展中国家”范畴为由，以气候乃全球应共同面对的问题为据，想把强制性义务扩展到发展中国家，这就是哥本哈根谈判的最大冲突所在。发展中国家的策略是，通过减排谈判，迫使发达国家加大减排压力，同时通过道德审判，迫使发达国家背负破坏环境的历史原罪，从而在这样的压力下，迫使发达国家拿出资金和技术给发展中国家进行减排。这样一可以减小自己由于减排带来的经济成本，二又可以增加发达国家的经济拖累，减小由于减排使得发展中国家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的风险，甚至可以通过这样的努力缩小这种差距，实现“超英赶美”。这样，博弈就变成了“零和博弈”。美国的策略是：利用哥本哈根峰会尽量打压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借气候变化增加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压力，从而增加中国、印度未来发展赶超他们的成本和难度；如果不成功，就使得哥本哈根峰会归于失败，然后将失败的罪名归在中国、印度的头上，把他们自己在减排中过去的不良形象洗刷掉。这样，美国就找到自己的占优策略。二、“斗鸡博弈”今次气候峰会已成为中美的角力场，连欧盟也得靠边站。来自德国的欧洲议会议员莱嫩(JoLeinen)坦言，今次大会“仿佛已变成中美之间的一场乒乓球赛，他们仅顾望着对方”。中美两国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量占了全球的三分之一，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只要涉及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问题，美国和中国就把世界的未来握在了手中”。如果仅仅从中美两个最大的排放大国之间的博弈来看，可运用“斗鸡博弈”模型来刻画这场博弈。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和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国的美国现在掌握着这场博弈的最大主动权。因为按照目前的态势，在如此紧迫的时间压力下，如果博弈中起最主要作用的一方依然固执己见，那么其他各方就不得不在原始协议上一再地让步，直到它取得最不支持它的国家的同意。“斗鸡博弈”有两个纳什均衡，就是一方进攻，另一方后退。给定对方选择进攻，自己最好的选择是后退；给定对方选择后退，自己最好的选择是进攻。显然，每一方都希望最终出现的均衡是自己进攻对方后退的均衡。但是，当双方都有这样的想法时，就出现冲突。解决这种冲突的一种方法是将博弈变成动态博弈并且自己一方成为先动者，凭借“先动优势”取得主动，从而使得自己成为进攻的一方。(一)美国的策略在2009年12月11日，也就是会议刚刚开始的第5天，一份协议草案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呈交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这份协议草案完全是由站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利益立场上起草的，他们试图使其成为未来一周各方讨论的基础。草案措辞含糊，根本未涉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的具体额度。针对草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设定远期减排目标的同时，仅给出了短期承诺方案。草案避而不谈一直到2050年的资金援助承诺。尽管这个所谓“丹麦版本”的草案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激烈批评，但是，发达国家已经首先将进攻的位置占据好，也给自己选择好了退路。留给发展中国家的机会只是尽量抵抗发达国家的进攻势态，使得发达国家可以在谈判的最后一刻稍许让步就会达成协议，从而留给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很少。这种“先动优势”策略的运用还可以从美国首席谈判代表斯特恩的行为表现中可见一斑。2009年12月9日，作为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主会场的贝拉中心，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斯特恩刚下飞机就匆忙赶来出席美国代表团当天的发布会。斯特恩姿态强势他火力全开，高调地将矛头直指中国，强调中国在未来十到二十年的碳排放量将远超美国。对此中国代表解振华反击，提出如果发达国家愿意到2020年减排四成，中国乐意奉陪，2050年减排一半。在谈及中国最近提出的到2020年比2005年降低碳强度40％—45％的自愿性减排目标时，斯特恩首先表示赞赏。但随后话锋一转，指出一些主要排放国自愿减排的措施，必须置于国际整体减排框架下，“必须是国际协议的一部分”。言外之意，美国要求中国等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减排行动，需要得到国际的核查，应是有约束力的。显然，这样的要求挑战了发展中国家的底线。之前，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已经反复强调，中国提出的碳强度减排目标，只是对内的自愿性目标，并非强制性的国际承诺，因此不会接受任何国际核查。斯特恩强调如果没有中国的确实承诺，会议就不可能达成协议。他在避免提及美国碳排放历史的同时，强调中国将来可能的碳排放。斯特恩说：“排放量不断显著上升的国家就是中国，因此我们不能达成协议。原因是中国没有作出真的承诺，我的意思是目前中国是世界(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目前是全球总量的20％，2020年估计占全球总量的28％，你甚至不能相信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上欠缺中国的重要行动。”他说中国应该自我反省。斯特恩在声明中还拒绝向中国提供气候资金援助。他说，中国有足够的钱来应对气候变化，美国要把钱送给最需要的国家。他还坚决否认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应为历史上的排放进行补偿。对于规定了富裕国家受强制约束进行减排、较贫穷国家不必采取强制行动原则的《京都议定书》，斯特恩表示，美国不会加入，也不会加入以不同名字命名的类似协议。美国谈判代表试图通过这样的先发制人策略取得战略主动权，迫使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被迫在一开始就处于守势，从而企图在“斗鸡博弈”中实现对自己有利的纳什均衡。显然，美国的策略是明显有着在“斗鸡博弈”中试图抢占“进攻”方纳什均衡的动机。美国的“进攻”性策略要有效，需要几方面的条件。一是对方面临的压力，特别是国际舆论压力，会构成对方拒绝的成本。美国说中国和印度在《京都议定书》签署的1997年如果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话，那么经过12年高速经济增长之后，你这两个国家又有世界上排名靠前的外汇储备，怎么还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呢?还要求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你们减排呢?加之你们两个国家的经济正在起飞，未来将成为世界上的头号排放大国，你们不大幅度减排这地球还受得了吗——美国用这样的策略来打压中印两国。同时，美国提出“中美共治”，用表面上的“公平”试图博得国际舆论的同情，但在另一方面用事实上的不公平来让对方吃亏——因为对方作为经济起飞的发展中国家在未来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可能达到排放峰值。这样，美国成功地在国际舆论上抢占先机，给对方施加压力。二是“进攻”策略还需要做出“承诺行动”，否则不能给予对方以“可置信性”。在这方面，美国做得不太成功。当然，美国的政治制度特点使得其策略天然有一定的“可置信性”，来自选票的压力很难让其政府领导人轻易改变其承诺了的政治姿态；同时，美国早已经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它可以不承认《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发达国家强制减排而发展中国家自动减排的“双轨制”，因此其主张与其过去的态度不存在矛盾。但是，这样的承诺行动仍然缺乏对于对方的威胁性。这也是这次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在最后一刻奥巴马总统还是主动来参加发展中国家的讨论会，并且最终做出一定妥协的原因。美国抓住中印两国在未来将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仍然会是排放递增国家的弱点，试图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给中印施加压力，在峰值年度上做文章。同时，“丹麦版本”又给予发达国家很大的让步空间，一旦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他们也有很大的台阶可下。所以，这次气候峰会前半部分中，美国等发达国家应该说是充分采用了“斗鸡博弈”的策略，并且先发制人，试图实现自己一方是“进攻”方的纳什均衡。(二)中印两国的策略在美国抢先选择“进攻”式的策略情况下，中印两国起初试图将局势扭转过来，也想选择“进攻”策略，中印两国每一天都在协调立场。针对丹麦与其他欧美国家炮制的西方密约，参加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所谓“基础四国”也草拟了一份联合文件，被外界称为“中印草案”，与哥本哈根协议草案针锋相对。草案的主要内容就是以现有的《京都议定书》为基础，呼吁发达国家应当承担起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采取与国家实力相适应的减排行动。中印巴南四国希望能在2010年6月之前，完成对全球气候新条约的谈判工作，然后在新一轮气候大会上提交成果。草案希望能把全球气温的上升幅度控制在2°C，草案反对“碳关税”。草案呼吁设立一项全球气候基金，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问题。鉴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上述策略已经抢占先机，“中印版本”只能够作为回应，攻击力量还不够；于是中印两国运用道德力量来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给对方施加舆论压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部分西方国家不顾18世纪中叶以来，发达国家累计碳排放量占总排放量80％的现实，屡屡在强制性减排指标等问题上向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施压。尽管斯特恩强调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他却明显地避而不谈中国的碳排放量虽然略高于美国，但其人均排放量列为全球第96位。这个排名是国际能源组织公布的最近数据。美国的人均碳排放量是中国的4倍，更不用说在历史上，美国及其欧洲发达国家是主要的排放国。如果斯特恩对处于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不发达地区的人们说他们不能使用生活用电和卫生纸，因为这将增加碳排放。显然，这种说法很不人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都说明了发达国家应该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原因很简单，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是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责任者。在道义的压力下，发达国家近来虽然口头上表示愿意出钱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但在实际掏钱时却都扭扭捏捏，一直没有拿出让国际社会满意的资金方案。其实，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转移排放”，正是导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近期有所攀升的重要原因。美国《自然地球科学》最近刊文指出，2002年至2005年期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长中有50％来自于出口生产，中国2005年的总排放量中有30％来自于出口生产；“转移排放”的温室气体排放巨大增量，不应该算在中国头上。应该说中国的道德鞭打策略是有力度的，但是在国际舆论方面不一定取得满分。因为，美国打出来的牌是中印两国未来的排放，而中印强调的是发达国家过去的排放。一般来说，过去发生的成本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沉没成本”，不影响现在的决策，而现在的决策却要影响未来的后果。这样的不对称使得道德战术效果有限。不管怎样，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气候会议的先期抢占了主动位置，发展中国家的应对显得十分被动。但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舆论上还有其他牌可打，这就是合纵策略。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形成77国集团的合纵。从《公约》谈判开始，中国一直以“77国集团+中国”模式与发展中国家阵营协同参与谈判，同时，中国也积极在"77国集团十中国”阵营中发挥协调作用，强化发展中国家阵营的整体地位。这种模式在形式上一直保持至今。双方在博弈的第一回合，发达国家由于有先动优势，加上策略运用恰当，尽管发展中国家也尽力反攻，但是由于出牌迟于发达国家，得分略低于发达国家。这也导致会议最后一刻首先由发展中国家作出让步，尽管是微小的让步的原因之一。(作者系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