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消费贷款与保证保险合同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探析

('近几年来，在全国范围总额数千亿元的如火如荼的汽车消费信贷热潮之后，也留下了以千亿元为单位计算的不良帐款。随之，全国法院及仲裁系统受理的汽车消费贷款及相关的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大幅度上升，有的法院年受理的此类案件以千件为单位计算。普遍反映，由于这类案件类型复杂，涉及法律关系较多，在适用法律的认识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导致各地裁决结果很不一致，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实施的严肃性、公正性和效率。笔者作为执业律师，近些年也较多地处理了这类案件，对这类案件的总体情况和个案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为此，特就汽车消费贷款及相关的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作一些观察与研究，以资同仁们批判和参考。一、汽车消费贷款及相关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表现现象实践中，这类业务的基本作业模式是：购车人先与汽车经销商签定购车合同，然后凭购车合同到银行申请贷款，同时银行要求借款人向保险公司投保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此外，银行与经销商、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又签定了名称不同、内容大同小异的汽车消费贷款业务合作协议。此时，购车人在这个业务体系中身兼三重身份：在购车合同中是购车人，在借款合同中是借款人，在保险合同中是投保人。由于部分购车人信用道德严重沦丧、社会基本信用体系的缺失、国家机构信息封锁和不作为，银行和保险公司风险控制措施的严重不到位，上述因素的结合，导致了相当一部分购车人有意识地充分利用上述因素的漏洞，发生了借款不还款的现象。其中的最大受害者就是银行和保险公司。综合已经发生的诉讼及仲裁案件的情况，纠纷案件存在以下类型：1、假冒他人身份签订《购车合同》、《借款合同》及《保险合同》；2、使用伪造的身份证明或伪造的购车证明签定《借款合同》和《保险合同》；3、在签订《借款合同》和《保险合同》时出具虚假资信证明，如虚假婚姻证明、虚假职业证明、虚假收入状况及还款能力证明等。4、一车多贷，即：只有一个真实的购车关系，却与多家银行、多家保险公司签订多个《借款合同》和《保险合同》；5、多车多贷，即：存在多个购车关系，借款关系及保险关系；6、套贷，即：虚增购车价格，贷款金额远远高于所购车辆的实际价格，或贷款金额包括首付款和车辆购置附加税等其它费用；7、贷款未用于购买车辆，而是挪作它用；8、以个人名义贷款，但所购车辆或贷款的实际使用人为法人单位。9、用已经购买的车辆，作为新购车辆进行贷款。在借款人发生不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偿还银行贷款后，银行纷纷以借款人为第一被告、保险公司为第二被告（有的银行列汽车经销商为第三被告，视银行与经销商之间的合作协议而定），提起诉讼或仲裁，要求：1、解除借款合同，借款人提前偿还借款；2、保险公司承担连带或者保险赔偿责任；3、经销商承担连带或其他责任（多数案件中，经销商同时也是《借款合同》的担保人）。二、关于银行与借款人《借款合同》纠纷问题银行与借款人的《借款合同》纠纷，是案件纠纷的一个部分或者一个环节，对于《借款合同》纠纷，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处理。1、关于《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一般认为，（1）对于经过审查认定，确系冒用他人名义或使用伪造的身份证明、购车证明与银行签订《借款合同》的案件，因有贷款诈骗犯罪嫌疑，应当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2）对于涉及债务人出具虚假资信证明，骗取银行与其签订《借款合同》或一车多贷、套贷、用已经购买的车辆，作为新购车辆进行贷款的案件，根据《合同法》第54条第二款的规定：“一方以欺诈的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消”，只要债权人银行没有提出变革或撤消合同的诉讼请求。应当认定合同有效。（3）对于涉及以个人名义贷款，但所购车辆或贷款给法人单位使用；贷款未用于购买车辆，而是挪作它用等案件，均属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债务人擅自改变贷款用途的情况。该违约行为并不影响《借款合同》的效力。亦应认定有效。2、对于《借款合同》有效，但未履行或未全部履行案件的处理在案件诉讼或者仲裁过程中，债务人抗辩实际履行情况与《借款合同》、《购车合同》约定不符的理由，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1）《借款合同》约定的车辆型号与债务人实际购入车辆型号相同，但《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数额高于债务人购买车辆价款；（2）《借款合同》约定的车辆型号与债务人实际购入车辆型号不同，导致《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数额高于债务人购买车辆价款；（3）《借款合同》约定的购车数量高于债务人实际购车数量，导致《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数额高于债务人购买车辆价款；（4）一车多贷，但债务人仅使用了其中一笔贷款；（5）贷款部分被债务人挪作它用，部分由经销商使用；（6）债务人即未提取车辆，亦未是收到贷款；等等。对于涉及一车多贷、套贷、用已经购买的车辆作为新购车辆进行贷款。贷款未用于购买车辆行为的案件，如果没有《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应当按照《借款合同》有效来认定。有些案件，债务人在法庭上抗辩其是在空白的《借款合同》及《购车合同》上签字，债务人没有使用或仅使用了部分贷款，其余贷款均被汽车经销商挪用。在这种情况下，《借款合同》本身还是应当按照有效合同认定，对于责任的承担，则应当根据案件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3、诉讼主体及责任承担有法院经过调查研究后，提出如下处理意见：（1）当银行既起诉债务人，又要求经销商（如：经销商同时又是《借款合同》的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时，债务人提出上述合同未能履行或未能全部履行的抗辩的，在有证据证明经销商确未按约定将银行划入其帐户内的贷款全部交付债务人或用于购买车辆时，债务人仅承担其实际使用贷款数额的偿还责任。因为此时合同未能按约定履行，是经销商的侵权行为导致的，其应承担相应的偿还责任。如果债务人已按《借款合同》约定的贷款数额偿还本息的差额，冲抵本金。由于经销商同时又是担保人，在对其使用的贷款承担偿还责任外，还要对债务人的还款数额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如果银行仅起诉债务人，或银行虽一并起诉了担保人，但经销商与担保人不是同一法人，债务人提出合同未能履行或未能全部履行的抗辩时，应追加经销商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在有证据证明经销商确未按约定将银行划入其帐户内的贷款全部交付债务人或用于购买车辆时，按前述原则处理。如果经销商下落不明，则可以按已查明的合同真实履行情况直接判决全部或部分的驳回银行的诉讼请求。并在判决中告知银行有向债务人经销商要求返回其余贷款的权利。（3）在没有证据证明债务人提出的抗辩理由、且经销商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应按《借款合同》约定的贷款已被债务人实际使用处理。三、关于案件中的保证保险合同纠纷这类案件中，保证保险合同纠纷的处理环节，是全案处理的难点，由于法律没有对保证保险作出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的分歧和争议很大，主要表现为：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究竟是保险还是保证担保？究竟应当适用《保险法》还是《担保法》？（一）保证保险的法律定性对于保证保险的法律性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中，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保证保险合同是为保证合同债务的履行而订立的合同，具有担保合同的性质。保证保险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为保险人（保险公司），权利人（债权人、受益人），投保人（合同的债务人、被保证保险人）。”，“人民法院审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时，适用保险法，保险法没有规定的，适用担保法。”由于上述司法解释稿尚在征求意见阶段，还没有被赋予法律效力，我们姑且只能作为一种学术观点看待。就保险、法律的理论学术界和保险实务界（保险监管机构和保险公司）来说，意见分歧也很大，有人认为保证保险就是保险，也有人认为保证保险本质上是保险公司以保险的形式提供的一种保证担保，谁也说服不了谁。司法实践中，经过一番周折后，绝大多数法院和法官认为保证保险还是属于保险，保证保险合同首先应当定性为保险，应当适用《保险法》来调整。其主要的、核心的理由是：虽然保证保险某种程度上具有保障合同债权实现的功能，但是，界定民事法律行为法律性质的依据应当是该行为本身而不是行为的目的或者功能。无论银行是否与保险公司是否签定了保险合作协议，特定的保证保险关系的成立，还是必须以借款人就特定的汽车消费贷款向保险公司投保并签定保险合同为前提。保险关系更加符合合同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二）保证保险纠纷中银行与保险公司民事关系的认定这个问题，也是在处理这类案件中分歧较大的问题之一。实践中，往往既有保险公司向购车人出具的体现保险关系的保险单及保险条款，也有保险公司与银行之间签定的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合作协议，有的案件中还有银行、保险公司及汽车经销商三方签订的“三方合作协议”。问题的焦点在于：在既有保证保险合作协议，也有保证保险条款的情况下，究竟谁的效力优先问题。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认为，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证保险合作协议，或者“三方合作协议”，是银行与保险人（或者加上经销商）为合作开展汽车消费贷款及保证保险业务签订的协议，针对的是将来一定时间内发生的各个具体的保证保险业务，该协议与之后实际发生的各个业务中的保证保险条款共同构成保险合同的内容。故合作协议或者“三方合作协议”和各个具体保证保险单后所附的保证保险条款应同时适用。因此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应注意审查基础合同关系的履行情况。结合保险条款以及合作协议对于免责事由以及各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确定责任的承担。也有法院认为，保险公司与银行一般成立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然而，由于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有合作协议的存在，并且，保险合同成立并被银行接受，某种程度上就是合作协议的履行结果。故应认为银行与保险公司还成立合作合同关系。因此，保证保险纠纷中，银行和保险公司实质上存在两个层次法律关系的竞合——合作合同关系及因此产生的保险关系。同时认为，理解银行和保险公司民事关系的两重性的实质，对于正确调处两者之间的保证保险纠纷十分重要，但鉴于银行和保险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实质上也是保险活动当事人就开展保证保险活动所做的约定，为合理高效解决纠纷，避免民事审判出现泛技术化倾向，审判中，应将银行起诉保险公司请求赔偿贷款损失案件（不论起诉依据是合作协议还是保险合同）的案由确定为保证保险纠纷。同时，对于银行依据保险合同起诉请求保险公司赔付贷款损失的同时又提交合作协议作为证据的案件，应将合作协议也作为审判的依据，不宜以银行仅依保险关系起诉为由不审查合作协议。关于合作协议与保险条款的关系，鉴于实践中保险合同订立在合作协议之后，故银行接受与合作协议不一致的保险合同，则应视为银行和保险公司在特定保证保险关系中达成了以保险合同约定变更合作协议相应约定的默示协议。从而以保险合同的相应约定作为界定银行和保险公司权利义务及风险负担的依据；但如果银行和保险公司在合作协议中已明确约定保险合同和合作协议约定相冲突时以合作协议约定为准的，则仍旧以合作协议约定作为界定银行和保险公司权利义务和风险负担的依据。（三）关于保证保险纠纷案件的程序法问题1、保证保险纠纷与相关消费贷款纠纷是否合并审理实践中多数法院认为，保证保险合同和相关消费贷款合同是互相独立的民事合同，体现出两种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彼此并无主从关联。故银行起诉请求汽车消费贷款合同的借款人，担保人履行还款义务，同时又起诉请求保险公司承担保证保险责任的，应依法分别立案受理；除确有助于便利诉讼、解决纠纷的个案外，不宜将两类不同的法律关系合并处理。关于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曾经通过一个案件的处理，表示了与此相同的倾向性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在其保险法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中，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即“权利人根据其与债务人（投保人）之间的合同起诉投保人的，不得将保险人列为第三人或者共同被告；保险事故发生后，权利人依据保证保险关系起诉保险人的，人民法院可以将投保人（债务人）列为第三人”。但是，司法实践中，真正这样分案处理的并不多见。2、关于借款人（投保人）恶意欺诈涉嫌刑事犯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有法院提出如下处理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第11条、第12条的在审理消费信贷保证保险纠纷案件中，如发现借款人（投保人）恶意欺诈并涉嫌刑事犯罪的，视情况分别按照如下方式处理：（1）对于银行起诉请求保险公司赔付贷款损失的案件。由于此类案件调处的是银行和保险公司由哪一方承担最终贷款损失风险的纠纷，此纠纷并非以借款人（投保人）为被告人的刑事案件所调处的范畴，故此类案件显然属于民事纠纷案件，应依照民事诉讼程序处理，对于此类案件，只要现有证据足以认定借款人恶意欺诈导致保险事故发生，即可依法调处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的纠纷，不需终止案件的审理，更不宜驳回银行的起诉，至于借款人的恶意欺诈究竟是民事欺诈还是刑事诈骗，两者只有度的区别而无质的不同，不影响银行和保险公司之间责任的分担。只有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借款人恶意欺诈的事实是否存在或者发现可能存在借款人与保险公司与银行中的一方面串通欺诈另一方的事实，同时在侦察机关已经立案的情况下，才可终止案件的审理，待刑事案件做出相应事实认定后再做处理。（2）对于保险公司起诉请求代位求偿权的案件。由于保险公司向借款人代位求偿的依据在于银行对借款合同权利的让渡，故该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虽然是保险公司和借款人，但所审理的民事关系实质是借款合同关系，故如发现借款人恶意欺诈并涉嫌刑事犯罪，且侦察机关已经立案的，可裁定驳回保险公司的起诉，由保险公司在刑事案件中依法主张权利；但刑事案件已经终结且没有处理贷款损失偿付问题的除外。（四）关于保证保险纠纷案件的实体法问题1、关于保证保险合同的效力问题前已述及，《保险合同》与《借款合同》系两个相互独立的合同和法律关系，相互之间不应当理解为主从合同关系。但是，由于《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是借款人依法应当履行的、《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义务和责任，因此，《借款合同》是《保证保险合同》的基础合同关系。后者以前者的存在并生效为前提。基础合同被宣告无效或撤消，保证保险合同也将失去效力；《借款合同》被认定无效，解除或撤消的，则保证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消灭，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也对此做出了规定“基于无效的合同而订立的保证保险合同无效，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除此之外，对保险合同效力的认定还应结合《合同法》及《保险法》的其它相关规定来判断。也有法院对此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保险合同不因相关《借款合同》的无效而当然无效。理由是，保证保险合同不是借款合同的从合同，且保证保险的保险标的也并非借款合同本身，而是投保人（借款人）基于借款合同对银行应负的还款义务，故借款合同的效力不决定保证保险合同的效力。我们认为后一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无论认为保险保险的保险标的是借款合同本身，还是投保人（借款人）基于借款合同对银行应负的还款义务，如果借款合同无效，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就失去了保险利益，根据《保险法》第12条的规定，保险合同也应当归于无效。2、保险公司不赔偿因投保人恶意欺诈导致银行无法收回贷款的损失。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保险公司所承担的只能是或然性风险而不承保必然行风险。如果借款人是恶意欺诈骗保骗贷（实践中表现为伪造身份资料和虚构消费合同等），则贷款违约风险在合同成立时已必然发生，基于此，恶意欺诈所产生的后果并非保险所承保的范围。同时，由于保证保险独立于消费信贷，故保险公司对投保人资信的调查也不代替银行对借款人资信的调查，两者在保险关系和借贷关系中被欺诈的后果只能各自依法分别承担。依据《保险法》第5条、第17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在此情况下，可以以投保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未履行如实告义务为由解除合同且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在此情形下，要求司法上对投保人违背如实告知义务或恶意欺诈的认定尺度有比较准确的把握，只有在保险公司明确询问，并且投保人所隐瞒或虚构的事实对保险事故的发生存在直接、重大影响时，才可以认定投保人违背如实告知义务或恶意欺诈。3、保险公司可能享有先诉抗辩权从许多法院反映的情况看，这类诉讼案件中，银行不起诉债务人及经销商，仅起诉保险公司的案件比较多。其起诉的依据为银行、经销商、保险公司签订的关于合作开展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的“三方协议”以及保险公司向债务人出具的保险单。突出的问题是，为查清基础合同的履行情况，是否人应当追加债务人及经销商（一般为《借款合同》的担保人）参加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对于保证保险的规定：“同一合同债务既设保证保险，又设定物的担保。权利人根据物的担保仍不能满足债权的实现时，可以请求保险人承担保证保险责任”。现有案件中出现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车辆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合同条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约定：“被保险人索赔时应先行处分抵（质）押物或向担保人追偿以抵减欠款，抵减欠款后不足的部分，由保险人按本保险合同规定责任赔偿”。因此，如果其它保险公司的保险条款也对此做出了类似的约定，而在《借款合同》中又设定了保证或物的担保时，保险公司享有先诉抗辩权，银行不能在未向其它担保人追偿前，单独起诉保险公司。如果银行未向其它担保人追偿前，单独起诉保险公司，法院应当以银行尚不能就不保险合同行使债的请求权为由，裁定驳回银行的起诉。银行将债权人、经销商、保险公司一并提起诉讼时，法院可判决保险公司对处分物的担保或向担保人追偿后不足的部分承担保证保险责任。如果在《保证保险条款》中有关于先诉抗辩权的约定，但银行与保险公司在“三方协议”或全体协议中又约定，保险公司不享有先诉抗辩权时，应以协议的约定为准。因为《保证保险条款》中关于先诉抗辩权的约定是为被保险人提出赔偿而设定的条件，该条件的有无并不影响投保人的权利义务。故银行虽不是保证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但作为《保证保险条款中的被保险人，在其与保险公司签订其它协议中对保险公司的先诉抗辩权另有约定时，应根据该约定认定保险公司不享有先诉抗辩权。当银行仅起诉保险公司，而保险公司又不享有先诉抗辩权时，法院可不追加债务人及经销商参加诉讼。也有法院对以上问题持相反的意见，认为，保险公司以银行未先起诉借款人或未先处分借款抵押物为由抗辩不承担相应责任的，不予支持。因为，保证保险合同并不从属于借款合同，也不是对借款合同的保证担保，因此，不存在银行主张保险债权前，必须先起诉借款人或先处分抵押物问题。4、保险公司理赔后，如银行是被保险人的，保险公司可依法向借款人代位求偿；如借款人是被保险人的，保险公司不能向借款人追偿。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借款人和银行均可作为保证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对于银行作为被保险人的，由于保险公司承保的是银行的贷款损失，借款人虽是投保人但并非保险合同保障的对象，故应认为借款人是《保险法》第45条规定的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外的“第三者”。保险公司理赔后依法向借款人代位求偿，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对于借款人作为被保险人的，由于保险公司承保的就是借款人向银行的还款责任，借款人就是保险合同保障的对象，保险公司理赔后无权再向借款人追偿。5、关于投保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问题司法上普遍认为，保险公司仅以投保人未依约还贷的事实，援引《保险法》第28条第2款关于投保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规定，进行抗辩免责的，不可能会得到法院支持。6、保险公司的举证责任在债务人或者经销商未能出庭参加诉讼，导致案件主要履行情况无法查清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作为保险人，如果其主张不承担或少承担保险责任，则其对《借款合同》及购车合同的履行情况负有举证责任。在债务人或者经销商不能出庭参加诉讼，保险公司亦不能举证证明《借款合同》及购车合同未能履行或履行有瑕疵的情况下，法院应支持银行的诉讼请求，由保险公司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此外，一些法院的法官还认为，处理这类保证保险纠纷案件，应当坚持尊重当事人自主约定的基本原则。当事人的约定也是认定保证保险性质，进而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直接的、基本的依据。依据《保险法》第19条、第20条、第24条第1款的规定，保险活动当事人可就风险分担、损失赔付的范围、方式等自主约定，且当事人的约定是正确界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和风险负担的重要依据，只有在约定不明或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才需根据保证保险的性质确定应适用的法律。司法实践中应避免将特定保证保险定性为保证担保或保险，再以当事人的约定与该法律性质相违背为由，认定当事人约定无效的做法。北京市方略律师事务所·李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