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冲突,巴以冲突是哪两个国家

('分析巴以冲突原因及其前景的思考——国科班宫尹瀚200900031013众所周知，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巴以问题，而巴以问题60多年来“剪不断，理还乱”，似乎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难解的“死结”。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不但使中东地区成为随时可能被点燃的火药桶，也加剧着整个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冷战结束后，凡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敌对行动几乎都同巴以问题相关联，“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背后都有巴以问题的影子，甚至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及其曾在一些西方国家进行的恐怖活动，都是以巴以问题的存在为“理由”的。一、浅析巴以冲突持续的主要原因2000年9月28日开始爆发的巴以冲突已持续了四年多,不仅给双方造成巨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而且使双方自90年代初开始的和平进程就此中断,中东局势变得更为复杂。这期间国际社会虽曾多方调解、斡旋,提出了多个停火建议和和平方案,但均未能真正奏效,冲突仍在继续,陷入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目前也尚无结束的明显迹象。当人们瞩目于这场冲突之时,不能不关注和探寻冲突持续的原因。我认为,巴以双方不信任感的上升和强硬势力的活跃、9·11事件后的国际反恐形势以及国际社会不尽合理的干预,都从不同方面促使了冲突的恶化。（一）巴以双方互不信任和各自内部强硬势力的活跃是冲突激化和持续的直接原因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表明,谅解与信任是国际间相互关系正常发展的基础,也是缓解冲突和争端的必要条件。反之,缺乏谅解和信任,民族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对立和隔阂发展、蔓延,不仅难以使国家间关系正常发展,而且会加剧纷争和对抗。巴以争端持续多年,其原因固然复杂,但两大民族间长期存在的对立和不信任情绪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民族对立和隔阂成为双方长期争斗的社会心理基础。这种对立情绪的极端化往往促使双方的争端走向极端,爆发流血冲突以至战争。而每次冲突和战争又给两大民族造成心理上新的创伤,进而使隔阂日深,不信任感和对立情绪增强,成为酝酿新一轮冲突的基础。当前这场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既是双方以往对立和不信任情绪在和平进程中的继续,也是双方对和平进程不满和失望的表现及其结果。90年代开始的和平进程,虽使双方出于现实需要和对和平进程的希望而克制其民族情绪,相互间的对立和隔阂有所缓和,但长期积聚的怨恨与不信任并未消失。和平进程相对于强烈的民族情绪和历史积怨来讲,显得相当脆弱。任何风吹草动不仅可能刺激双方民族对立情绪的上升,而且将使和平进程陷入危机。反过来,和平进程一旦进展不顺或是不能令双方满意,也将使双方被克制和压抑的民族情绪失去控制,酿致新的冲突。戴维营和谈的失败使双方满怀希望的和平愿望落空,陷入极度的失望和愤懑之中,正是这种失望和不满使双方的民族对立情绪陡然上升,重新诉诸暴力和极端活动,新一轮冲突由此而发。同以往一样,冲突爆发后双方的暴力极端活动在怨怨相报中不断升级,同时也使其对立情绪和不信任感进一步上升和强化,弥漫于整个社会。而对立情绪和不信任感的加强,又使双方不断诉诸非理性的极端报复活动从而陷入不信任——冲突——不信任加剧——暴力升级的怪圈。冲突爆发以来四年多的事实表明,无论是巴拉克政府的镇压活动及沙龙政府对武力强硬政策的迷信,还是巴方激进组织不断制造自杀性爆炸事件,都有其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民族对立情绪上升和不信任感增强是这一基础的核心内容。这种不信任和相互对立、仇视遍布于广大民众之中并上升到高层。在民众当中,复仇和报复的气氛越来越浓,每次暴力袭击事件都会使受害方群情激愤,发誓报复。一些巴方妇女和未成年人不断加入自杀性报复行动的行列,甚至亚辛被杀后一些巴方婴儿取名为“亚辛”,足以表明其对以仇恨至深。在双方高层,从相互谴责对方破坏和平进程到指责对方领导人支持或实施恐怖活动,不信任感不断增强。阿拉法特和巴自治政府被以方先后指责为和平进程的“最大障碍”、“恐怖头子”和支持恐怖主义的“实体”等等,而以方的军事进攻也曾被阿拉法特斥为用美国武器实施“真正的恐怖主义”。同时,以方不断加强针对巴方各派领导人的“定点清除”活动。自冲突爆发以来,先后定点清除了约150名巴武装组织领导人和活动分子,阿拉法特、亚辛等均被列入清除名单,亚辛、兰提西等相继被杀。与此相应,亚辛等人被杀后,哈马斯等激进派别其他领导人以各种方式表明其复仇决心,巴激进武装组织都在积聚力量进行报复。这种对立日深、仇视有加的气氛只能助长双方进一步的过激行动,而难以实现停火。阿拉法特去世后,双方高层虽有和解的表示,但袭击和冲突仍时有发生。（二）9·11事件后的国际反恐形势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巴以冲突的扩大和升级9·11事件的发生使国际反恐问题提上了日程,也使得不同国家原本在反恐问题上存在的认识和理解上的差异进一步凸现,国际反恐形势更为复杂。中东长期作为恐怖主义活动较为集中、频繁的地区和反恐的重点地区,不能不受这一变化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9·11事件后的国际反恐形势在给整个中东局势以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助长了巴以冲突的扩大和升级。其一,以色列在国际反恐的背景下以加强打击恐怖活动为名,使其武力强硬政策步步升级。巴以之间不仅长期存在领土和宗教等许多争端,而且在恐怖主义问题上也是分歧巨大,互视对方的暴力行为为恐怖活动。但由于双方实力悬殊,以方的打击活动远较巴方有力。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一方面对巴方的暴力活动予以坚决打击,另一方面对巴方的指责也不断提高调门。尤其是以强硬和“安全先生”著称的沙龙上台后,不仅继续指责巴解等为恐怖组织,而且把巴方结束暴力活动作为双方恢复和谈的前提条件。9·11事件后,在国际社会普遍高喊打击恐怖主义的声浪中,以色列更是把冲突扩大和升级归咎于巴方的暴力恐怖活动,指责阿拉法特为“恐怖头子”,拉马拉被斥为恐怖主义中心。在这种对巴方恐怖主义定性和指责不断升级的过程中,沙龙政府的军事报复政策也在不断强化。从摧毁“任何恐怖主义设施”到铲除“恐怖主义网络”,手段一次比一次暴烈。打击范围从分散的暴力活动、激进组织扩大到巴政府驻地和整个巴控区,多次出兵占领巴方城镇搜查所谓恐怖分子。不仅策划谋杀巴方政要,甚至围攻阿拉法特官邸,而且袭击难民营、居民区和制造自杀性爆炸事件者的家属。这些强硬措施不仅未能真正制止巴方的暴力活动,反而激起更为激烈的反抗,它对平民造成的伤亡也遭到国际社会多方谴责。但以方始终以维护其安全和加强反恐为名而强调其合理性,并得到美国的理解和认可。9·11事件后美方出于反恐需要,改变其此前的“超脱”政策而介入巴以冲突。美方在试图调解冲突的过程中多次强调要保证以色列的安全,并认为巴方制止恐怖活动不力,表示了对巴方和阿拉法特的失望和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说是对以强硬政策的默认和支持。正是这一对以方有利的反恐形势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了沙龙的需要,使其强硬政策具有前所未有的“国际合法性”,因而冲突的激化也就不可避免。其二,9·11事件后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与西方在反恐问题上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巴勒斯坦反抗占领活动的支持。9·11事件后美国为发动和领导国际反恐行动,尤其是发动对阿富汗的战争,争得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理解与支持至为重要。但阿拉伯国家出于其民族、宗教感情和对美国袒以压巴政策的不满,虽对美国的反恐行为表示一定程度上的理解和支持,但也不愿意看到阿富汗的穆斯林兄弟被屠杀,因而都拒绝提供基地和出兵配合这些实质性支持,伊朗等一些伊斯兰国家还表示了对军事打击的不满。更为重要的是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并未因国际反恐形势需要而放弃其在反恐问题上长期坚持的基本立场,即否认巴勒斯坦人为争取民族权利而进行的暴力活动具有恐怖主义性质,指责以色列的军事打击为国家恐怖主义。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它们不仅多次谴责以色列大举进攻巴控区的军事行动,不承认其所谓“反恐”的正当性,而且继续视其为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并在9·11以后的多个国际公开场合表明这一点。2001年10月13日至26日联合国讨论反恐条约草案无果而终,关键就在于伊斯兰国家继续坚持其在恐怖主义概念等问题上的原有立场,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尖锐对峙。美以等国因此未能获得反恐所需要的理论和法律支持,而巴方反抗活动的正当性继续得到伊斯兰世界的认可。不仅如此,阿拉伯国家还把国际反恐问题与巴以冲突结合起来。认为打击恐怖主义不能局限于9·11事件的肇事者,而更应注重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国际社会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中东实现和平,是赢得全球反恐胜利的重要步骤,并认为美国应重新考虑其中东政策,只有解决中东危机才有利于其反恐。这些活动和认识虽有利于巴方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因这种支持而不利于冲突的缓解。其三,9·11事件后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巴勒斯坦人反抗以军占领的民族情绪。巴以冲突爆发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双方的民族对立情绪。巴方的民族情绪不仅因以色列不断采取强硬政策而得到刺激,而且也因外部广大穆斯林的道义声援而受到鼓舞。伊斯兰世界对巴勒斯坦的声援既有直接对巴方的支持举动,也有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美国的谴责和反对。布什上台后对以色列的偏袒激起了伊斯兰世界的强烈不满,阿拉伯国家的反美反以情绪逐步上升。除上述因素外,欧盟和俄国等也在缓解冲突方面发挥了一些作用,但其影响远不如上述三方,自然也难以扭转局势。当前巴以冲突还在继续,国际社会调解冲突的努力也没有停止。但如果上述问题不能解决,巴以双方不能建立互信,国际干预不能公正、合理、有力,冲突仍将难以遏止。二、巴以冲突前景的走向今后巴以关系的走向，巴以和平的前途，更多寄希望于以色列人民的进一步觉醒。正如2002年10月阿拉法特在接见我国中东特使王世杰时指出，目前巴以和平进程处于低潮。战乱代替了和解，暴力代替了和谈。不过我认为，从长远看，和平进程还会在曲折中向前发展。(一)从阿拉伯方面来说，2002年3月阿拉伯首脑会议通过《贝鲁特宣言》，支持1988年11月巴解特委会发表的《阿尔及尔宣言》，提出阿拉伯国家将以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保证其安全、实现关系正常化为条件，换取以色列撤出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全部领土、承认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这是整个阿拉伯世界做出的重大妥协，反映出它们的和解愿望。最近阿拉法特多次呼吁巴勒斯坦人勿用“人体炸弹”进行报复，伤及无辜；一再申明反对“恐怖主义”，愿与以色列恢复和谈，寻求巴勒斯坦问题的公正解决。如果以色列政府改变其扩张主义的强硬路线，巴以(中东)实现和平并非不可能。在巴以谈判中，双方存在根本分歧，距离很大，短期内难以弥合。但从各方透露的情况看，也不是没有妥协的余地：如关于耶路撒冷地位，以方曾表示在一定条件下阿拉伯区可归巴勒斯坦所有，前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不久前建议，耶城由巴以共管。巴勒斯坦难民400万人，但其中真正需回归的仅50万人，且他们还有留居住国、移居他国、回未来巴勒斯坦国和返回以色列4种选择。犹太定居点面积仅占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2％，以色列提出要占约旦河西岸18％的土地，胃口太大，巴勒斯坦不能接受，但对于作少量领土调整，巴方未把门关死。关于安全安排，以色列提出在约旦河西岸驻军，设预警站，控制未来巴勒斯坦国边界，巴方表示在一定时间内可接受国际部队，与以色列共管巴勒斯坦境内的预警站，等等。(二)目前以色列作为占领一方，其政策往往决定巴以和平进程的发展演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当以色列政府在美国的积极干预下采取相对灵活政策时，巴以(中东)和平进程能取得某种进展；反之，和平进程就陷入僵局，甚至倒退。犹太人历史上遭受战乱、流离的巨大苦难。但犹太复国主义又把屠杀和驱逐的灾难加在巴勒斯坦人身上。50多年来，犹太人靠军事实力，通过占领和镇压，把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建立在巴勒斯坦人的痛苦之上。一位世界伟人说过：占领他国的民族是不自由的。5次中东战争，不间断的巴以冲突和伊斯兰抵抗运动的活动也使以色列付出了沉重代价。越来越多的以色列人认识到，军力只能保持一时安宁，和平才是永远的安全保障。拉宾总理1995年11月遇刺前的讲话道出了和平的心声：“我打过27年的仗，只要没有和平的机会我就会战斗。我相信现在我们拥有了一个和平的机会，一个巨大的机会⋯8943.我们必须利用这个机会。”他毅然选择了“以土地换和平”的道路，直到献出生命。以色列工党元老、《奥斯陆协议》签字人、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佩雷斯，2001年初会见中国外交学会代表团时说，靠军力占领(土地)，与阿拉伯国家对抗是短视的；以色列发展之道在于靠自己的高科技与阿拉伯国家进行和平合作。他的远见和明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957年11月，拉宾被害两周年之际，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有1万多以色列群众举着拉宾的遗像和“我们现在就要和平”的标语集会悼念。这表明以色列人民要求和平的愿望。在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中遇难的以色列空军上校伊兰·拉蒙，生前从太空对本国人民的直播讲话中说：“从太空看，世界充满和平我希望不久我们的国家能成为一个和谐融⋯洽的国家。”我期望以色列当局能顺应国内民意，回应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和解呼吁，承认巴勒斯坦民族权利，这样，才能早日实现以色列国内的和谐与地区的和平。',)